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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龙川
2008/4/23  来源: 作者:


   龙川,原名龙受川,1931年出生于邵东县火厂坪镇朱子山村上干湾。1947年冬他就读于循程中学,1949年考入广西省柳州地区干部学校,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50年3月,他被分配到象县工作;1953年3月,调彝山地委组织部工作;同年5月,调广西省委组织部任干事;1957年12月,随省委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桂林地区,分配到各县任乡党委书记;1959年至1965年,在桂林地委办公室工作,任县处级调研员;1965年6月至1970年7月,任全州县委副书记、县长;1970年7月,任永福县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7月,调桂林地区农科所任所长、书记;1973年7月至1976年6月,任兴安县委书记;1976年7月至1983年11月,调桂林地委、行署工作,先后任行署和地委秘书长、地委副书记、专员;1983年12月至1989年1月,任桂林地委书记;1989年至1993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98年3月退休。主持桂林地委工作期间,龙川率领全区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使桂林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粮食生产、沼气建设、计划生育和处理边境纠纷等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4年至1989年,广西全区粮食减产,但桂林地区年年增产。龙川对计划生育工作辟蹊径,将其作为党委书记的中心要务来抓,使桂林地区成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红旗单位之一,其经验在全国推广。龙川热爱农业、精通农业,从乡党委书记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政协副主席,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农业战线,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为广西的“三农”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附:龙川处事风格拾零
  
                                              两次处分撤职  磨炼成省部级“农把式”
  
  人生的道路难免坎坎坷坷。面对逆境,有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有人不畏艰难,愈挫愈勇,更加发奋。龙川属于后者。每当回忆起自己两受处分被撤职或降级而下放农村劳动的经历,他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并不无得意说:“我今天能够成长为懂农活的省部级领导,完全得益于当初的两次受处分。”
  
  1958年,龙川被分配到全县一个乡任党委书记。因“左”的思想影响,县委对“提前播种”、“提前插秧”、“大积土杂肥”强调得特别厉害。在离清明节还差20多天的时候,县委就发通知部署播种。龙川感觉到这么早就播种,肯定会冻死秧苗,于是找当地农民座谈,农民坚决反对。他们说:“县委硬是要求我们播种也可以,烂了秧只要他们能赔偿,我们也播。”龙川回到乡政府后,又向一位种田相当内行的干部请教,这位干部说:“现在怎么能够播种,现在播种十有八九会冻死。”龙川说:“既然这样,县委的决定就不能执行,不能往下贯彻。”“那怎么行?你不贯彻,哪个负责任?”龙川听了这话,一头的雾水,心里想:“明摆着行不通的决定,为什么还要贯彻执行?为什么不跟县委反映?”过了两天,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因有人反映了龙川的抵制情绪,县委点名要他在会上发言。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照实反映了农民的意见。这下可好,闯下了大祸。几天后,县委召开春播动员大会,县委组织部长找龙川谈话:“你不要参加这次大会了,把被铺拿县委去,好好清理清理这一段时间的思想。”这一“清理”,历时一个多月,最后县委决定撤消龙川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级,不给龙川安排任何工作。龙川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主动找县委书记,要求去农村劳动锻炼。这样,他在全州县财旺乡扎扎实实干了一年农活。这一年里,他住的是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土坯房,又黑又潮湿。每天就在农民家里搭伙吃饭,与农民一起劳动。龙川勤奋好学,不懂就问。农民对这位因讲了实话而受处分的乡党委书记,似乎也特别有感情,总是手把手地教他犁田、耙田、撒大粪、烧石灰、播种、收割……他学会了桂北农村的各种农活,使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桂北农汉。
  
  无独有偶,1972年已担任永福县革委会副主任的龙川,又因为讲实话,抵制地委将生产计划定得过高而挫伤农民积极性的事被撤了下来,调到桂林地区农科所任书记、所长。在这里,他拜技术员为师,学会了植保、育种等一系列农业科学技术,使自己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掌握了一整套科学种田的理论知识,真正成了一名抓农业的“里手”,以致后来许多人认为他是农学院的高材生。
  
  这两次处分,龙川并不觉得冤屈。他说:“如果没有这两次被撤职,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我就不可能全面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就不可能在农业生产领域取得很大的成绩。”后来,他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为改变广西农业的落后面貌而真诚地奉献自己的心血与力量。
  
  
  
                                        矢志沼气建设  打造出全国沼气建设第一省
  
  广西多山林少煤炭,80%以上的农户以树木柴草为燃料,不但严重污染了广大农民的生活环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业的发展。每当看到农家大嫂满烟尘坐在灶膛前添柴添草烧水煮饭煮猪食,被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时,龙川心底里就会涌上一股要建设好广西沼气的冲动。
  
   1959年,龙川调任地委办公室调研员,他选择的第一个调研专题就是沼气建设。通过对荔浦县的详细调查,他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向地委提出了加强沼气建设的建议。于是,沼气建设提上了桂林地委的议事日程,一场声势浩大的建设沼气池的群众运动在桂林农村开展起来。但由于当时物资紧缺,多数农民用竹子代替钢筋,用混凝土代替水泥,以致沼气池建好不久就漏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民泄了气,但龙川没有打退堂鼓,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将农村能源建设挂在心上。1986年,已任地委书记的龙川专程到恭城县偏远的黄岭村,考察沼气建设工作。该村坐落在一座高山脚下,村里100多户500多名村民靠山上的一股泉灌溉农田和维持日常生活。但由于常年砍柴割山,绿山变成了秃顶山,泉水慢慢地干涸,村民连吃水都出现了困难。1983年,村委会组织村民建沼气池,封山育林。只3年功夫,山坡上种了果木林,荒山重新绿了,泉水又哗哗地流了下来。眼前山青绿水秀的田园风光和农家窗几净的居住环境,让龙川高兴不已。他当场拍板,在恭城县召开现场会,把全地区沼气建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桂林人心里有数,像沼气建设这样的专项工作会议,身为地委书记的龙川不但亲自出席会议,而且作了足足两上小时的报告,可见这项工作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在龙川的推动下,桂林地区掀起了沼气建设高潮,并且迅速发展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样板。一时间,区党委书记视察来了,区政府主席、常务副主席带领专家学者总结经验来了,区内各地市和毗邻的湖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各级党政领导,也一批接一批前来参观学习。担任区政府副主席和区政协副主席后,龙川高瞻远瞩,将沼气建设投入由过去的每年300万元左右陡增至3000万元。在管理体制上,他打破条条框框,将沼气建设划归林业部门管理,使沼气建设管理体制更加完善。1997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恭城县召开了桂林地区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现场会,新上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率领全区各地市、各县区党政一把手和分管农业的副专员、副县长,深入农户家中,参观学习经验。在大会上,龙川力陈沼气建设对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贡献,号召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将沼气建设当作富民工程抓好抓落实。会后,广西农村的沼气建设出现了飞速发展的喜人局面。当年,全区的沼气用户达到6万多户,第二年猛增至11万户,在全国仅次于农业部重点指导的江西省。这一年,龙川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退而不休,主动向区党委、政府请缨,继续担负起指导沼气建设的重任。他与司机一道,将“办公桌”搬到了车上,经常深入乡、深入农户,现场帮助农民解决技术和资金等困难。1999年,广西的沼气用户新增16万余户,达到27万户,而江西省还只有12万户。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广西每年增加的沼气用户占全国新增总量的30%,发展速度让国家农业部的专家们吃惊,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关注。广西成了全国沼气建设的一面旗帜,龙川成了全国沼气建设行业的“状元”。2001年,龙川当选为全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名誉会长。2002年,他又被推荐为全国沼气学会名誉理事长。这两个组织的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长,都是中央部委的在职领导,只有龙川是来自省区的一名退休干部。
  
                                          古诗激发赤忱  冰释了好几代人的积怨
  
   桂林市的全州、灌阳、恭城3县与湖南省永州市的东安、双牌、道县、江永、江华5县交界,北面的资源、龙胜2县与邵阳市的城步、新宁交界。这两个交界地带的农民,因为土地权属和一些生活琐事,经常发生磨擦,甚至械斗,打死、打伤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一直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未间断过。有人统计,双方因械斗打死的人在500人以上,被打伤的人则不计其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地方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并且一有纠纷,双方基层政府的加急电报就直发国务院,闹得国务院、省、地、县各级都不得安宁。
  
   作为当时的桂林地委书记,龙川每当听到发生了械斗、有人被打死的消息后,心情就变得格外沉重。他经常琢磨着,一定要在自己的任期内,使这些地方好几代人积聚的怨仇得到化解。1987年,他带领地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深入到全州、灌阳、恭城3县与湖南交界的村庄,引导老百姓换位思考,分析纠纷发生的根源。随后,他来到当时管辖东安、江华等县的零陵地委,与地委书记唐世盛交换意见。在商谈之中,两人都轻声吟出了古代一位高官写给家人的一首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通过长谈,两位地委书记一致认为,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在双方的乡政府、县政府,在当地的干部身上,是他们忽视中央政策,偏袒各自的老百姓所致。这年冬天,龙川主动作东,邀请湖南5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分管纠纷处理的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和边界各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到全州,召开“边界纠纷处理联席会议”。会上,龙川深情地讲解了古诗的寓意,坦诚地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与会代表达成共识:以后无论发生多大摩擦,双方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在未与对方村干部协调前,不得将矛盾上交乡政府;双方乡政府在未协调前,不得将矛盾上交县政府;县政府也不得将矛盾直接上交地委和行署。并规定,任何一方召开会议研究纠纷处理问题,对方都可以参与旁听,不得阻拦。1988年5月26日,零陵地委作东,邀请桂林方面的有关党政干部到永州座谈。这次会议,双方共同建立了边界处纠奖励基金,规定每年自下而上逐级评选出双方同级政府认可的处纠优秀分子,给予表彰。从此以后,不再有双方纠纷的电报发到国务院,不再有双方的矛盾上交到地委、行署,就连上交县委、县政府的矛盾也很少了。如今,“边界纠纷处理联席会议”已改为“边境团结互助建设座谈会”,“边界处纠奖励基金”也改成了“边境团结互助建设奖励基金”。
  
   在处理与城步、新宁两县的矛盾中,更是出现了一段戏剧性的插曲。1989年春,龙川率一名副书记、一名副专员和地委处纠办的同志到邵阳,与当时的邵阳市委书记刘阳春、市长何作国等领导交换意见。座谈会上,龙川严厉指责邵阳的同志处事不公。岂料,邵阳市委处纠办的个别干部不服,当场指出龙川不了解情况。见此,龙川立即找理由休会。
  
  回到宾馆,龙川发了脾气,追问同来的处纠办的同志:“我根据你们汇报的情况指出问题,人家为什么说我不了解情况?”直到这时,处纠办的负责人才原原本本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原来,邵阳与桂林的矛盾,主要是城步与龙胜两县争夺交界处的2万多亩荒地的权属问题。解放初期,城步将这片荒地当作包袱推给龙胜,中南行政委员会下文裁决,将这片荒地连同几户居民一并划归龙胜,同时要求两县办理移交手续,写好移交文本交中南行政委员会备案。但是,当时双方没有面对面地办理手续,更没有制作移交文本。因生活习俗的差异,城步的几户居民在龙胜生活了10余年后,又返回了城步。从此,城步、龙胜各执一词,都想争得这片土地的管理权。桂林地委处纠办在汇报时,忽漏了双方没有办理移交手续这一关键细节,致使龙川错误地指责了邵阳的同志。
  
   第二天开会时,龙川首先检讨自己的偏听偏信。他一句句诚挚的话语,使会议气氛融洽了,相互之间都表示作出让步。不久,双方经实地勘察达成一致意见,以原有的一条自然河流为界,龙胜的居民在河对岸开垦的3000余亩耕地归龙胜管辖,未开垦的1万余亩荒地仍归城步管辖。这样,双方的居民都没有意见。龙胜的居民到城步境内耕种,还经常得到城步居民的帮助。大家和睦相处,双方成了友好邻居。
  
   龙川在担任桂林地委书记的几年时间里,以一片赤忱的心冰释了这些地方好几代人的积怨。他的成功经验受到国家民政部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中央电视台以他为原型,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在全国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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