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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位邵阳佬:蒋廷黻、尹仲容、廖耀湘
2010/7/1  来源: 作者:


(这三位邵阳先贤,在民国史上有相当的地位,但今日不为更多的乡人所知。今天的邵阳人更多地为那位云南首义、再造共和的蔡锷而自豪。原因很简单,袁氏死去后不久,蔡氏也因喉疾死在日本。当时共产党在中国尚未诞生,国共两党党争还是十数年后的事情,那么蔡在大陆官方史书中,没有必要被屏蔽。而蒋、尹、廖三人则不一样。廖当年在东北血站四平,打得林彪十分狼狈。辽沈战役林得以报一箭之仇,乱军中捉住了廖耀湘,廖这位抗战名将从此自然消失于众人视野之中,这位蒋氏五大王牌军手握其二的兵团司令当时刚刚43岁。蒋、尹随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又在海峡那边建立了相当不殊的事功,且两人一生反共,都是二蒋仰仗的能臣,不为乡人熟知当然可以理解。
  此三人建立的功业,蒋是外交,尹是经济,廖是军事,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中国人想奋发图强,进行现代化国家转型最迫切需要人才的三大领域。)
  
  有史迁之才而怀张骞之志的蒋廷黻
  
  说起蒋廷黻,笔者有一件很值得一记的趣事。大约前年,邵东县县长来北京公干,因为我和他熟识多年,便在一起喝酒聊天,不知怎么就谈到了邵阳先贤。我说蒋廷黻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位县长听过此名,但惊讶地问:难道他也是邵阳的?我说蒋不但是邵阳的,他的老家还正在你今天邵东县的治下,蒋廷黻在大陆时,邵东县还未从邵阳县析分出来,到了台湾的蒋廷黻,所有的履历中只有“邵阳县”这个地名,终其一生他从未承认过有“邵东县”。县长无论如何不相信,说这样的人物出自邵东,我这个当县长的怎么不知道。两人于是打赌,若蒋廷黻果然是邵东的,我回乡后他一定亲自设宴接待我。
  这个赌自然他输了,但至今我尚未能回乡向他索要那次打赌所赢的红利。
  
  1965年10月9日,刚刚从“中华民国驻美全权大使”这个显赫位置上退休5个月的蒋廷黻,因癌症病逝在纽约。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不幸,亦可说是幸运。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具有相当的学术天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至今治中国近代史的,仍然绕不过这本书。(这本书只有5万字,在现在那些靠东朝西凑动辄制造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学术专著”的“学者”来说,这点字数真拿不出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同样是本不超过10万字的“小册子”)他出掌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时,培养了相当多的史学人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地位一时为国内学界称道。也许由于湖南人尤重经世致用,这位学界前途灿烂无比的大学教授,应蒋介石的“征辟”下海做官,他当过行政院政务处长(老蒋的政治秘书),救济总署署长,驻苏、美和联合国大使,做过外交部次长。弱国办外交,折中樽俎的的艰辛、需要的胆略和智慧难以为外人道。尤其退居台海一隅,还要维持“中华民国”这个创建联合国、二战主要盟国的大国架子,其中滋味可以想象。
  以古稀之年退休的他,雄心勃勃准备再做冯妇,重回学术界,撰写回忆录和近代史学术专著。以他一生宦游的经历,再加上罕见的学养,学术著作完全有让人期望的理由。可惜天不假年,《蒋廷黻回忆录》刚刚写道抗战中期,他就去世了,学术专著更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远比梁启超不幸,梁在政界闯荡半生后,心灰意冷回到清华园,还扎扎实实做了好几年的学问,给后人留下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说他幸运,是他死后不久,华夏大地开始了一场浩劫,千年文脉被毁,故园亦人祸遍地。他如果此时隔海相望,不知该是多么的痛心。特别是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他苦心维护的联合国席位丢掉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承袭,这个典型的孤忠之臣恐怕更难以接受。在此之前离开人世,倒不失为一种幸运。
  
  一、科举废除后成长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蒋廷黻1895年诞生于邵阳县一个半农半商的殷实之家。(他似乎是今邵东县黄陂桥的,未查实,有知者请告我。他的回忆录里讲到门前不远是一条小官道,小官道可到一个楮塘铺的市镇,我疑心翻译错了,应为“三塘铺”,过此镇达永丰镇——今天双峰县县城,当时湘乡、双峰还未分开。从永丰坐船到湘潭。)据《蒋廷黼回忆录》里记载:他家在岳阳的靖港开了铁器铺和铁器厂,由他的父亲和二伯在经营。他的父亲是靖港商会的领袖,邵东人善于做买卖,由此可见一斑。沈从文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讲到,湘西当时的店铺许多是宝庆人开的,这里所指的宝庆人大多是邵阳县的东路一带,即今天的邵东。家里父亲三兄弟各分得3亩水田,我以为这里的“亩”指的是英亩,《回忆录》是应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的,用英语记载,后由人翻译成汉字。蒋回忆往事时主要以西方人为对象,所以有时不厌其烦地介绍我们视为常识的邵阳乡下风俗。而度量衡单位极有可能采用英美标准,因为他讲到他家3亩水田每年产稻谷90担,即9000斤,当时都是单季稻,产量不可能这样高,否则就是提前进入大跃进了。1英亩合6市亩左右,18市亩产9000斤稻谷在当时属于正常。可佐证我的猜测的还有,他讲到宝庆府城到长沙140里,显然这是英里。他十余岁跟着大人步行去长沙读书,日行“20里”,如果是华里便不可思议。
  6岁的蒋廷黼和哥哥及众位堂兄弟一起上私塾,他从小有天才少年之誉,而他二伯的孩子憎恨读书,只能辍学。他二伯便把全部希望放在他和他哥哥的身上。
  当时的邵阳乡下还是大家庭居多,他的奶奶仍在,父亲和两位伯伯没有分家析产,那么子弟的教育成本由这个大家庭共同承担。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到农业社会中国合族培养俊秀的方式,蒋的求学生涯可以为之佐证。他和哥哥日后去长沙读书,费用增加,因为由整个大家庭经营所得来负担,其二婶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能读书,早早到店铺里做生涯,而三弟的孩子花这么钱去省城求学,便有烦言。他的父亲听说后要求两兄弟辍学来做买卖以示公正,他的二伯大怒指责自己的妻子,说培养侄子是全家的义务,他大不了回家卖田。如此他和哥哥的学业得以继续。
  他二伯的大公无私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受到了孔孟之道有关孝悌的道德教化,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大家族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必须。他二伯常常遗憾蒋家没出一个有功名的人,自己爱读书却籍籍无名,家庭经商富裕后当然想到的是子侄通过科举光耀门楣。蔡元培亦是如此,他父亲兄弟数人经商致富,苦家里没有在官府的人,等蔡元培这个“读书种子”崭露头角后,便不计本钱供他走科举之路,终于中进士、点翰林。
  蒋廷黼有后来的成就,最应感谢的就是这位见识远大的二伯。1905年,10岁的蒋看到二伯从城里回家,忧心忡忡地对他说,皇帝不许科考了,读旧书没用了,你们应当去城里读新学堂。
  和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这些“半旧半新”的前辈相比,蒋廷黼和胡适、鲁迅兄弟、罗家伦这代人则接受了更为彻底完整的新式教育,他们大多只读过几年私塾,因为科举的废除,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新式教育制度进入中国第一代受益者,而蔡元培那代人,更为痛苦地向自己的过去作别。
  蒋廷黼这代人后来的成就也证明,中国普通百姓在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制度方面也并不是很守旧。蒋的二伯只是一个内陆湖南乡下小商人,立刻就能意识到将来必是新学的天下。
  蒋先入长沙明德学校,这所学校很有名气,当时一度成为黄兴等革命党人秘密联络点,校长和教师都是倾向革命的人,这几年他被灌输了爱国主义概念,一个乡村中长大的少年开始有“国家”的概念。他回忆一件小事很有意思。学校从上海租界订阅的宣扬反满共和的报纸,通过大清的邮电系统完完整整送到订阅者的手中,蒋氏因此感慨,名义上十分专制的清王朝当时没能学会后来专制者的控制手段。从明德学校出来,他又进了湘潭市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益智学校,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其一生的“贵人”林格尔夫妇,他们是传教士也是该校的管理者,蒋廷黻跟随林格尔夫妇学会了简单的英语。
  在明德学校和益智学校,读过几年私塾的蒋廷黻初步接受了西方教育,他的眼界开阔了,知道天下之大,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文明富强的国家,长沙、湘潭6年的新式教育,使他的思想不同于几十年前耕读之家的少年了。他们这一代人,许多有大成就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持续千年的科举废除后,并未引起很大的波动,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也不是是非常艰难,短短的时间内,就造就了胡适、蒋廷黻等等杰出的新知识分子,这点是否说明中国固有文化对外来先进文化本来就有包容的气度?从废科举到60年代中国两弹一星成功,大部分对中国政治制度变革、文化变革、科学技术发展起相当作用的宗师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在1905年到1949年这个区间成长的。
  
   二、十一年的留美生涯
  1911年秋天,武昌起义爆发了,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末日终于来到了。林格尔夫人害怕革命给自己的安全带来影响,决定关闭学校回美国躲避,蒋廷黻面临失学。他便恳求林格尔夫人带他去美国留学,征得家里同意后,带着190块银元,他和林格尔夫人走到了上海。这时候林格尔夫人发现革命并没有引起社会程序的混乱,又决定不回美国了,希望蒋廷黻和他重返湖南。
  已经办理护照的蒋廷黻,这时候显露出倔强的“湖南骡子”的脾气,他认为已辛辛苦苦走到了上海,再回老家实在不划算,便决定独自去美国,通过林格尔夫人再借了大约80美元后,少年蒋廷黻辞别林格尔夫人,一人登上了去美国轮船。
  16岁的蒋廷黻有此胆略,可能和邵阳人特别是邵东人敢于闯荡的性格有关,笔者的家兄1983年正是中越边境上的一名新兵,当时两国时有炮火往来,他竟然在驻营地碰到好些去边境做生意的邵东老乡。
  等蒋廷黻进了密苏里州的派克学堂,身上只剩下了10个美元。在此他充分体验到美国小镇老百姓的纯朴、热情,刚到此地他就开始勤工俭学,一次生病几乎要了性命,当地的医护人员将他救治过来。1913年初,他的二伯写信告诉他,可以向湖南省省长申请奖学金。
  抱着不试白不试心理,蒋廷黻将自己的申请信和成绩表寄给当时主政湖南的谭延闿,他很难想象省督军会理睬一个私自去美国的小毛孩子。可是天上真的掉馅饼了,湖南省政府复函同意给他奖学金,每月80美元,在当时可以供两人在美国读书,而且从他1913年进入派克学堂初开始计算,补发了一笔钱,他用这笔钱资助他的哥哥来到美国学习农业。
  说到这里,我们要略谈一下谭延闿这位人中甘草,看旧时代的士大夫是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清末任过两广总督的谭钟麟的儿子,年轻时就中进士、点翰林,辛亥革命时看清时局,倒向革命党阵营,成为孙中山十分倚重的实力人物。一生尤重美食和书法,他所创的“谭家菜”才是真正把湘菜提升了一个层次,章立凡先生曾专门撰文论及。他的书法和于右任书法的名气有一笔,中山陵那几个“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大字就是他的手笔。像谭延闿这样的人,可谓是一生很成功的,出自名门,少年科第,中年封疆,晚年元辅(他当过行政院院长),又兼文名满天下。这样一个湖南最高长官,能用手中的权力,关照了一位正在美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的青年才俊。像谭延闿这种经历过科举的人,对读书人会保留一些起码的尊重,他们知道一个贫寒士子求学是何等的不容易。
  在派克学堂完成中学学业后,蒋廷黻进入了欧柏林学院,欧柏林学院的思念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里他接受了“四年美国自由教育”。毕业后赴法国做了一年的志愿者,帮助中国派往欧洲为协约国军服务的劳工。
  1919年,中国正是最热闹的一年,他的学长胡适已经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之一便是“五四运动”,傅斯年手持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蒋廷黻的邵阳老乡匡互生在赵家楼点起了一把大火。——当时的北洋政府真是十分软弱,如此纵火完全够得上“反革命暴徒”,但匡互生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蒋廷黻远离故国的喧嚣,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蒋廷黻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就是他和罗家伦,充当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中国使团的编外成员。当时孙中山开府广东,而徐世昌为总统的北洋政府对外真正代表中国,他派出以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驻英公使顾维钧博士等人为代表的使团,孙中山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南北两派在异邦争合法性。蒋廷黻和罗家伦等留美学生义务担任中国使团的秘书,同时也负有留美学生“监视”代表团是否卖国的责任。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相对于中国当时的国力,可以说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顾维钧这位中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外交家,在国际上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中国当时虽然是弱国,但外交官表现出的素质让外国同行景仰,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斡旋中日争端,调查委员会主席李顿评价国际会议中日代表的表现时说:“中国人用一口漂亮的英文和法文讲得头头是道,表达得清清楚楚。日本人却每讲一个词就像要动手术把它取出来一样。”
  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民国时期的政界、学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顾维钧、胡适、蒋廷黻等人都是哥大的博士,若干年后,蒋廷黻的学生何炳棣进哥伦比亚大学的初衷便是,哥大的中国学生回国后,有一帮显达的学长照应。
  
  三、南开、清华的教习与创办《独立评论》
  1923年春,蒋廷黻学成归国,先就南开大学教习六年,此间他游历了中国,有一次和鲁迅等人一起应陕西省最高长官刘镇华的邀请赴陕讲学,他对鲁迅的印象是:“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值得玩味的一件事是1923年底他回到邵阳老家,去国12年,父亲已经去世,一直支持他的二伯父异常兴奋。族人想打着旗帜出村三里来迎接,这是古代翰林回乡享受的殊荣。蒋家人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中国没有了科举,那么取得美国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人也算是洋翰林。蒋廷黻去信取消了这种盛大礼仪,不过由此可看出中国人的科举情结。
  1929年,与蒋廷黻在华盛顿会议并肩作战的罗家伦正担任清华大学校长,邀请他担任该校的历史系主任。在清华的五年,蒋氏自己的评价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五年,他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最高峰,开启了全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清华历史系也聚集了史学界许多重量级人物(雷海宗主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主清史,刘寿民及张贵永主西洋史,王忠信主日本史,他自己主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沈阳发动事变,未几便占领了东北全境。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计划被打破了,不计后果一战还是先求和再卧薪尝胆积聚力量?知识界争论不休。胡适说过,和比战难。
  包括蒋廷黻在内,平津知识分子的美好岁月随着炮声快走到尽头了,国家大事,学人当然有责任关注。蒋廷黻提议创立一份同仁刊物,以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独立评论》于是诞生了,最初三人编辑委员会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后来傅斯年、任叔永、朱尧生、周枚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也加入编辑工作。
  《独立评论》的第一期社论如此表达他们的办刊宗旨:“只期望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得着一致的意见,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以事实为基础的批评和辩论。” 《独立评论》成为30年代学人知识分子议政最重要的园地之一,它对当时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如何,留待专家研究,我不敢妄评。
  因为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时评,蒋廷黻的影响超过了学界,为社会所知。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些青年军官也一直在看《独立评论》。其后几年,我发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
  蒋廷黻也因此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老蒋很在乎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意见,他对《大公报》和《独立评论》格外关注。
  
   四、 国难当头,弃学从政
  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蒋廷黻,此时他已决定赴苏联和欧洲各国考察。蒋廷黻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蒋廷黼自己和胡适作了番比较:“我认为经济应该优先于政治。。。。。。。。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
  在考察苏联和纳粹德国后,蒋廷黼觉得:“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突然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卑鄙的陷阱。苏联竖立一个新的典型。不过,我向《独立评论》读者保证,尽管自由主义推行困难,有些地方不合时宜,但是最后胜利还是属于它的。”“我在文章中也唤起人们要注意苏联与纳粹德国的相似性。我认为它们相似之处较他们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们注意。。。。。。。主要的,我是告诉《独立评论》读者要他们知道希特勒是想要共。。产。。党的策略去反对共产主义,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够有节制。”可见蒋廷黼思想的底线还是自由主义的。
  由于他赞成开明专制,极力主张树立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统一,慢慢地走向宪政。也许是他这些主张很入蒋介石的的法眼,他刚从欧洲回来,就被任命为改组后的行政院政务处长,大约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和秘书处秘书长翁文灏搭档,官衔是次长级,成为兼任院长的蒋介石左膀右臂。1935年的民国政府行政院有“人才内阁”之称,吴鼎昌任实业部长,张嘉璈任铁道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
  大多数文人都希望从坐而论道变成亲自上舞台演戏,和一代宗师胡适相比,蒋廷黼处理具体政务的能力要强得多,但他的脾气很倔,充当天子上书房的近臣,大部分时间是和各部及各省长官打交道。这样的角色需要更能通融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蒋廷黼有所欠缺。
  任政务处长不久,1936年夏,他被派驻苏联做全权大使。当时黑云压城,中苏全面冲突一触即发,大多数人都闻到了火药味,许多国人希望未来的中日全面战争,苏联能提供实质性帮助,此时驻苏大使担负的职责可想而知。
  驻苏一年,蒋廷黼发现苏联的防务重点在欧洲,苏联希望中日冲突而减轻日本对其远东的压力,苏联和中国不可能结成同盟关系,中日全面冲突后,中国只能独自苦撑。他将这样的判断传达给中枢,极力打消朝野对苏联的幻想。
  1938年2月,蒋廷黼回国,再次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此时南京已经陷落,中国正在独自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此次政务处长任上,蒋廷黻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一切的工作都是围绕抗战,在大后方整合资源、兴办国防工业、整顿地方政治等等。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政府构架,如行省的重新划分和新县制改革。
  蒋廷黼和傅斯年、胡焕庸等人于1940年4月提出《设计报告书》。该报告书提出了缩小省区的6项原则:1.缩小省区,先由已经开发的各省着手;2.缩小省区,当以人口富力为乘除,不必求其完全相等,人口稠密之地省区面积可小,人口稀少之地省区面积可略大;3.各省形式当参照自然形势为依据,不必求其十分完整;4.参照原省疆界不必多事更张;5.维持省县二级制,废除省以下县以上之行政督察区;6.缩小省区当使组成一经济单位,凡交通不相联系,或利害不能相同者,不强令其结合。根据以上原则,报告书设计了两个省区划分方案。甲案除蒙古、西藏外,将全国划分为59省、3特别区;乙案除蒙古、西藏外,将全国划分为64省。如此,取消县和省中间的行政专区,减少政府层级,使管理更加方便有效。
  当然,此改革也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削弱地方政治人物的实力。八年抗战,各地方军阀基本上跟随中央共赴国难,包括老蒋当年针都插不进去的广西、山西和西南各省,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有了空前的权威。。这个方案在胜利后开始了实施,但由于忙于国共内战,只好暂且搁下。等国民党离开大陆后,更是成了一个画饼。
  前几年,大陆有关缩小省区的讨论很是热烈,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方案和蒋廷黻60年前的方案何其相似!
  从政务处长卸任后,1943年蒋廷黻出任新成立的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这是个大肥缺,主要职能是管理和使用美国等国对中国民生的救济物质。蒋廷黻清廉的人品,以及对美欧政治情况的了解、在国际外交界的影响,使他成为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五、大洋彼岸苦撑旧朝的“大国威仪”
  二战结束,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百多年来列强加诸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悉被废除,中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鸦片战争后的顶峰。此时,蒋廷黻持节西去,到美国充当了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
  五强之一的驻联合国代表,那该是何等的威风,在国际舞台上绝对是一言九鼎的。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最后丧失了整个大陆,退到台湾岛上。外交是要靠实力做后盾的。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和一个只拥有一个三万平方公里小岛的“旧朝”的联合国代表,人物依旧而风景异也!
  从抗战胜利到1965年他去世,他几乎都呆在美国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大使”,加上他留学的11年,他在美国呆了三十来年,半生都在异邦度过,这个经历连胡适也比不上。
  在大洋彼岸做使臣二十年,蒋廷黻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千方百计维护退居台湾的政权在联合国对中国的代表权,呕心沥血游说美国朝野支持台湾的蒋氏政权,本着“汉贼不两立”的原则,拼命阻挡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撇开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论,就事论事地评价,蒋廷黻做得还真不错。大国、强国的外交官固然需要智慧和忠诚,而一个编剧一隅的政权的外交官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忠诚了。要忍辱负重而又不能丧失尊严,要学会妥协又要守住基本底线,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订时,以一人对一国。而蒋廷黻在美国,背后还没有一个虽然衰败但骨架尚存的大清。
  蒋廷黻刚从“大使”任上退休,五个月后就逝世,很难说不是耗尽全部精力以致油尽灯枯的缘故。
  蒋在联合国和美国,有几件事应当单独列出来,可以窥见他当日的艰难和坚韧。
  抗战胜利后,中国迫于斯大林的淫威,统一外蒙古通过投票决定是否独立。投票结果显示外蒙民众选择独立,1946年1月,中华民国承认蒙古独立,但于1947年8月2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的公正性。蒋廷黼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我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如果国民党政府后来没有丧失整个大陆,蒙古的命运如何还很难说。
  1950年1月,苏联代表建议取消台湾政权在联合国代表权蒋廷黻在会上宣称红色中国是苏联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并说:“北平政权没有一个人是中国人民选举出来的,他所颁布的法律规章,没有一条得着中国人民的同意。我代表的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政府,这部宪法是国民代表所通过的。我政府的总统,亦是由国民代表选举产生的。行政部门是对全体经由民选的立法委员负责。”
  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觉得在联合国以台湾政权代表全中国,背离现实且不合理,并与日本磋商,美国提出 “继承国家论”,即现在的中国已分裂为两个国家,所以联合国应给予两个议席。遭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反对。肯尼迪为了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加入联合国,换取和苏联关系的缓和,曾要求蒋介石不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蒋则以若外蒙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即退出联合国。蒋介石在外蒙问题上表现得强硬,实际上留待和美国讨价还价,其真正的目的则在逼使美国继续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最终蒋介石命令蒋廷黼,放弃否决权,仅对外蒙参加联合国采取弃权的态度。同年12月1日,联合国大会开始审议阿尔巴尼亚所提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投桃报李,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主导通过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重要决议案”(需三分之二通过),提高中共进入联合国的难度,此举又使台湾得以继续留在联合国。
  由于老蒋对一心想改善和共产主义国家关系的肯尼迪很是不满,肯尼迪遇刺后,别国都是元首、总理至少是外交部长参加葬礼,蒋介石就派蒋廷黻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葬礼,台湾当时靠美国生存下去,但在原则问题上,老蒋也不怕得罪老美。他手里只有一个台湾,如果有半个中国大陆,真不知道蒋介石和蒋廷黻君臣二人会如何表现,肯定更是不客气。
  还有一件事可看出这个民国忠臣天真的政治理想,二战结束后不久,大约蒋廷黻觉得中国已有搞真正政党政治的条件了,和政治协商会秘书长雷震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来监督国民党,胡适、王世杰、傅斯年等人都参与其中。1949年12月,蒋廷黻在美国宣布组织“中国自由党”。但此时已去了台湾的蒋介石,痛定思痛,可能以为失败的原因不是民主不够,而是民主太多专制不够,再搞一个党来监督国民党,只会给他反共复国添麻烦。作为一个担任过蒋介石政治秘书的人,他当然知道蒋的个性。立即刹车,致信雷震“暂缓行动”,“中国自由党”也就胎死腹中了。1952年,蒋介石对胡适说:“请告诉廷黻不要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让胡适猜测蒋廷黻已秘密加入国民党且有可能是蓝衣社的成员。如此聪明的胡适,难道就没想到这很有可能是帝王之术,目的是分化这些自由派书生?
  蒋廷黻尽管曾有过另起炉灶的想法,老蒋还一直待他不薄,比蒋廷黻的那位老乡还是更有雅量些。
  
  蒋廷黻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完整教育的人,当然对民主宪政了解且向往,但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文化养大的忠臣孝子,身上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气,他对蒋介石未必没有腹诽,但后期出使二十年,真做到了鞠躬尽瘁。这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30年代出使苏联,看到了斯大林主政时的暴戾,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还是更像一个“明君”。
  
  晚年蒋廷黻和人类学家李济闲谈,李问他:“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回答说:“济之(李济的字),现代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从晚清开始,湖南知识分子总是嫌“言说”不过瘾,非得干他一票不可。蒋廷黻在学术的黄金时期从政,使他学术天才被政治俗务埋没。他真的不后悔?如果真如张骞那样也罢了,张骞背后毕竟有一个如日中天的汉帝国,而他呢?有史迁之才,张骞之志,可惜生不逢时,依托的是一个败退台湾的政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更能看出其忠贞之节。
  
  了解了蒋廷黻的历史,我才略略明白他为什么在大陆、在故乡被尘封多年。用30年前大陆的流行语言来形容,他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伟大的人民群众当然要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不知道在他在晚年时,是否想到过邵阳的老家,清清的河,绿绿的山,稻谷熟了的金黄,丹橘挂果的朱红,以及过年时种种温馨而体贴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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