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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岱君:从计划到市场的台湾经验
2010/8/26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08-22 作者:


实习生 冯海泳 南都记者 谭伟山 摄

■嘉宾简介

郭岱君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专研政治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发展。自2003年起,推动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计划”,保存研究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及许多中外重要领导人物的私人档案。

尹仲容能收能放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结束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当时整个国民党的经济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以国营企业发展为主的方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国家主义盛行,政府主掌国家各方面的资源从事经济的发展。这种背景下,1945年到1948年,台湾71%以上的产业都是公家的,烟、酒、矿藏、糖,以及台湾最有名的物产米、凤梨、香蕉等都是政府经营管理,更不用说铁路、工矿。

国共内战的尾期,国民政府节节败退,1948年12月,蒋介石准备下野,但他同时任命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后来证明这个任命对台湾的发展非常重要。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那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外汇短缺。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人到台湾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政治和经济,恢复农工生产,他们有很大的决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因为他们明白退此一路别无死所。

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立刻做了几个改革,首先是币制改革,将国民政府从大陆带去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做币制改革。另外从1949年开始做土地改革。1950年,台湾也开始了地方自治,就是普选,一人一票,省议员、县市长、乡镇市长全部普选。1950年国民政府在台湾风雨飘摇,居然敢普选,可以想到是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事实上,台湾土地改革,在今天来看都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例子。

国民政府到台湾后,第一件事是成立了一个台湾省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恢复生产、整顿公营事业,其中的主事者之一就是尹仲容,他是湖南邵阳人,交通大学毕业。他曾在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工作过,他年轻时就到了宋子文兄弟的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宋子文到华盛顿之后他也跟着到华盛顿工作,后来宋子文做了行政院长,尹仲容也到了那里,担任机要秘书,参与战后经济重建及发展的规划。

1950年的台湾,国民党上上下下的脑袋都是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他们想到的经济发展策略,都是计划经济的方法。第二年,美国的援助也到了,从195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有1亿美元的援助。尹仲容是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身兼经济规划与发展的重任。当时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蒋硕杰到台湾,希望将市场经济的概念带给他,结果不欢而散。但蒋硕杰走时送了一本英国经济学家的《价格机制》给尹,没有想到就是看了这么一本小书,尹仲容的脑袋变了。尹仲容是国民党财经领导人中最早开始换脑袋的,但是最早的改革者往往处处被人排挤和批评。

当时尹仲容要发展台湾纺织,理由是每一个人都要穿衣,可台湾却用大量外汇从日本进口纱布。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时,很多江浙的纺织企业家跟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有的机器也拆过去了,换句话说,有人才、有机器、有经验。但是当时的“经济部长”、“省主席”都反对,不给他资源,尹仲容只好想出“代纺代织”的办法,他跟美国联系,希望将部分援助改为棉纱。由“中央信托局”统筹收下,然后把棉纱发给过去有经验的纺织业主,将工厂慢慢重组起来。而后“中央信托局”再买回他们织好的纱布,并通过“中央信托局”帮他们卖出,卖给台湾各个要买布的单位。那时做生意多好做啊,所以当年凡是参加代纺代织的人都发财了,因为不需要本钱,上面供棉纱,他还会帮你销售。

尹仲容在扶植台湾纺织业时,同时增加了日本的棉纱进口的关税,来保护台湾岛纺织业。1951、1952、1953年这三年是台湾纺织业的蜜月期。但是尹仲容不同凡响的是,三年后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放了廉价的日本棉纱,让台湾的纱布和日本纱布直接竞争,当时许多人反对,尤其是纺织业业主,但是,尹仲容说:我们的目的是扶植台湾本土的纺织业,但是不是扶植温室产业,所以你们必须要跟外面竞争,如果不能竞争的话,该倒就倒吧。当时确实倒了不少,但是也有不少站起来了。自1956年之后,纺织业成为台湾近30年间重要的出口产品。管制很容易,一个行政命令就行了,但是,在适当时机有决心、勇气去放,却很不容易,尹仲容不同凡响,就是在于他看准时机,敢收敢放。

公营与民营大辩论

1949年失掉中国大陆,对所有跟国民党有关的人而言,心里的愤恨都是摆在面上的。到了台湾,大家并没有算你国民党怎么将中国大陆搞丢这笔账,但是到了1953年,经济慢慢恢复,社会相对稳定了,这时就有人开始说话了,国民政府过去这么多年来控制经济发展、控制工业发展,资源委员会控制一切资源,不但没有达到经济发展,反而将中国大陆给搞掉了,是不是过去的经济策略是错误的?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提出问题,到底我们应该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到底是管制经济还是自由经济?到底应该是发展公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很多很多疑问慢慢暴露出来。正在这个当口,1953年,土地改革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实现耕种有其田。钱从哪里来呢?政府没钱,怎么办?陈诚非常烦恼,但他决心土改。严家淦就想到一计,虽然政府没有钱,但是可以挑几个公营企业出来,用股票跟地主换地。这个想法在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不得了,公营企业股票怎么可以给私人呢?以这样的方式跟地主换地,触动了国民党民生主义“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神经。另一方面,地主也反对,他们觉得我那么多地,你就给我几张纸吗?

这样的一个辩论其实已经隐忍了3年,很多人参加,包括尹仲容。这个辩论到了1954年初有两个重要的人出来讲话,首先是陈诚在“总统府”动员月会上表示“今后我们要走民营企业的道路”。1954年胡适也批评说资源委员会虽然把持了工业,私有企业或被它蚕食鲸吞,或被它窒息而死,但经济仍无法起色。这场财经大辩论的结果是,尹仲容成为“经济部长”、“工业委员会”主委、“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他当时几乎不睡觉,和一批年轻人夜以继日,一个月修改十几个法律规章。在1954、1955年时,台湾的民营企业突然就像决堤一样爆发了。

本来公营企业做得好好的,但是突然要将很多资源拿去发展私营企业,首先是既得利益者会反对,第二是头脑转不过来的人会反对,更不要说其中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派系等。改革是很惨烈的,今天的人都不知道台湾曾经1954、1955年有那么波涛汹涌的日子。当时台湾绝大多数产业都是公营企业,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政府和党内的,包括当时的财经首长。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尹仲容年谱里说,“我的脚才抬起了,还没有放下,别人就说我踩到他了!”可以说动辄得咎。

尹仲容这样一路过来得罪了一堆人,大家都想办法要将他拉下来。1955年发生一件事,他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中央信托局”贷了700万台币给杨子木材公司,结果在还款时略有延误,当时一个“立法委员”郭紫峻就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俞鸿钧,说“中央信托局”局长图利私人。一件稀松平常“立法委员”的质询,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俞鸿钧却立刻将案子交给“最高检察总长”。说穿了这些都是计划经济、国营企业的人,早就等在那里了,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藉口,正好整治尹仲容那些主张民营经济的人。尹仲容很有风骨,既然“行政院长”不支持他,他便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在家里自己打官司。

当时尹仲容非常惨,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或是讲话。他的幕僚王作荣先生说,陈诚两次托人送信过来,里面大概装了3000块钱,叮嘱尹仲容“不要说话”。陈诚这时已是“副总统”,让尹仲容不要说话,就是说你安静地休养,不要再得罪人,风头过后,我还会重用你。尹仲容下台了,“行政院长”马上换了一个“经济部长”叫江杓,他是国营企业的支持者,轰轰烈烈发展私营经济立刻缓下来了。

汇率及外贸大辩论

虽然如此,台湾经济仍然继续在走。1956年台湾开始面临生产过剩市场饱和的问题,另外因为管制,发展出一个畸形的汇率制度。1955年,台币对美元有9种汇率。政府说国营企业要去进口国防物资,可以给个好的汇率,因为要支持。有一些太太小姐要购买高档化妆品,这是浪费,政府就给个高汇率,等于惩罚。这样下去,9种汇率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更不可能外贸,因为没办法计算成本。

这时,第二波的财经辩论又开始蓄势待发了。经过第一次大辩论,民间已经很清楚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路。但因为计划经济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是既得利益不肯放,所以政府反而走得比民间慢。这时有两派意见,一派是认为台湾是浅碟经济,必须要从过去的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就是发展外贸。另外一派比较稳健、保守,认为台湾没有能力做外贸,过去的进口替代做得很好,自行车、肥皂、棉布等等,接下去可以把进口替代升级,继续来做,风险较小。为什么不愿意走出口呢?因为汇率问题摆在那里。如果要走出口,必须改革汇率。但汇改牵一发而动全局,反对者担心外汇改革必然牵动到社会和政治制度,特别是当年在大陆时金融的问题,让他们余悸犹存,所以最大阻力来自政府内部。

1957年,尹仲容复职担任“经安会秘书长”。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马上挑起第二次财经大辩论,这次的辩论主要是政府内部的辩论,稳健派以财政部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委徐柏园为主,认为必须谨慎小心,不可大幅度改革,因为隔着海洋的中国大陆随时可能打过来,政府必须对财政金融有所掌握。徐柏园也同意9种汇率有问题,要改革但不能一次改革。可尹仲容认为要改就要一次改革,而且相信台湾的外贸会有发展。辩论非常激烈,不仅是外汇改革,而且还包括台湾发展策略,是继续进口替代还是进口变为出口。

两派相持不下,经常出现很多奇怪的事,报纸上今天“财政部长”徐柏园说我们外汇贸易是要改,但是必须稳健,大家不要忘记1949年财经失掉中国大陆的惨痛教训。第二天尹仲容又说我们必须要大胆改革。就等于是两个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隔空打来打去的。

陈诚难以委决,这时严家淦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严家淦支持尹仲容,说服了陈诚,1958年3月陈诚决定采纳尹仲容的意见。1958年3月19日“行政院”改组,陈诚当时已经是“副总统”,却回头再兼任“行政院”院长,严家淦也是回头再任“财政部长”,尹仲容任“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任“经济部”部长。1958年的外汇改革风起云涌,凡是研究台湾经济的人都说这是台湾经济史上最大的改革。

后面台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且被誉为“Econom ic M ir-acle”。台湾很幸运有尹仲容。尹仲容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他从1949年整顿国营企业开始,开放民营企业、发展策略产业、提倡进口替代,到最后改为出口,一路上他都是领头羊。例如,1958年外汇贸易改革非常成功和顺利,按照理由他应该志得意满,但是他在1958年10月写道,这次外汇贸易改革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我们只从外汇贸易着手很难收效,必须有其他环境的配合。他很清楚,经济财政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个各方面的配合。尹仲容非常了不起,可是很可惜,死得太早,一个感冒马上诱变成肝炎,死时才61岁。

很多人都说尹先生如果再多活几年,台湾的经济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只有尹仲容也是不够的,只有他,可能早就被抓到牢里,或者是在野,落魄一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蒋介石、陈诚这些人,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教训里知道经济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知道自己不懂经济,所以将经济交给专家来做,最重要的是,他们支持改革。另外当时台湾那一批财经官僚非常优秀,严家淦、尹仲容、杨继曾、李国鼎等等。当然美援帮助也是一个原因。

综合起来,改革最重要就是要换脑袋,是要上面的人换脑袋,不是经济学家换脑袋,也不是媒体的人要换脑袋,最重要就是负责财经的官员和最上面的执政者。改革光是点点滴滴也不够,需要全盘的改革,这样改革才可以持久。经济改革最后是要制度化,也就是法令规章的完备,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今天中国大陆特别要用心的。尹仲容对纺织业用管制的方法培养,可是等到他觉得台湾纺织业可以站起来时立刻就放了,让外国的纺织品进口跟台湾竞争,换句话说他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是中国大陆最可以参考的,要赶快去做,因为越晚做,越复杂、越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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